1936年10月底，中国各省的主要大报——上海《申报》以“鄂省主席杨永泰汉口遇刺，身中三弹当场殒命”为头条，天津《大公报》用“政学系巨擘猝亡，中枢震动”跟进，就连一向谨慎的北平《晨报》也罕见地刊登了杨永泰的生平小传。一时间，街头报童的叫卖声、茶馆里茶客的议论声交织在一起，这个被蒋介石称为“当代卧龙”的高级政客，其突然遇刺的消息，像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，在全国掀起层层波澜。
杨永泰，字畅卿，广东省茂名市人，生于1880年，早年投身政坛，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精准的策略谋划，成为国民党政学系的核心首领。蒋介石在“剿共”、整理财政等事务上，曾对他言听计从，甚至多次在公开场合称“畅卿之谋，胜于十万雄兵”。
这样一位权重一时的人物猝然离世，各种猜测自然纷至沓来：有人说此系延安方面为打击国民党中枢所为，也有人认为是国民党CC系因权力争斗下的狠手——毕竟杨永泰主导的“取缔非法钱庄”政策，首当其冲触动了CC系掌控的农民银行利益；日本领事馆则私下怀疑此案系复兴社特务所为，暗指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无底线。而国民党当局很快给出“官方结论”：刺杨案是胡汉民亲信、杨永泰的政敌—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刘芦隐一手策划。
彼时，刘芦隐正因与胡汉民的密切关系，在南京政坛备受排挤，已暂避香港。不久，他从香港回南京参加中央会议，途经上海法租界时，突然被几名不明身份的男子绑架，幸得法国巡捕巡逻路过截住，才未被强行带走。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闻讯后，立刻行文法租界，声称刘芦隐是“刺杀杨永泰的主谋”，奉中央军委会之命逮捕，最终将其引渡至南京，关进了老虎桥监狱。没过多久，法院便以“教唆杀人”罪判处刘芦隐10年徒刑。可判决下达仅三天，刘芦隐就在狱中翻供，声泪俱下地宣称“此前招供全是屈打成招，我与杨永泰虽有政见分歧，却绝无杀人之心”。
这番翻供再次引发舆论哗然，上海《立报》专门开辟“杨案追踪”专栏，派出多名记者试图挖掘真相，却都铩羽而归——要么被警方以“妨碍司法”为由阻拦，要么采访对象刚开口就被不明人士打断。记者们不知道的是，在杨永泰遇刺案发生前半个月，一桩看似普通的“皮箱失窃案”，早已为这场喋血悲剧埋下了伏笔。
1936年10月11日下午，武昌东郊东湖畔的杨永泰别墅里，气氛异常凝重。此时的东湖已褪去盛夏的喧嚣，岸边的柳树叶子泛黄，微风拂过湖面，泛起阵阵凉意。杨永泰身着藏青色绸缎便装，坐在客厅的红木沙发上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，目光锐利地盯着站在面前的副官长李济川。“济川，这次派你去办一件事，事关绝密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”杨永泰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，“你化装成商人，去天津一趟，把这份‘特级绝密’文件和我的亲笔信，当面交给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。”
说着，杨永泰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袋，上面盖着“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特级绝密”的朱红印章，又递过一封封好的信。“沿途务必隐匿身份，住最便宜的旅社，走最普通的路线，时间不限，安全第一。”李济川接过文件袋和信，只觉得手心发烫——他跟随杨永泰多年，从未见过上司如此郑重，也隐约猜到这份文件的分量，当下连声称“是”，不敢多问一个字。
当天下午5点，李济川换上一身灰布长衫，头戴瓜皮帽，手提一只黑色小皮箱（文件和信就藏在箱底的夹层里），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登上了汉口开往南京的招商局“江顺号”轮船。站在甲板上，看着渐渐远去的汉口码头，李济川长舒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这副“商人打扮”天衣无缝，却没料到，他的一举一动，早已被潜藏在码头的眼线记录在案——只是当时的他，对此毫无察觉。
10月13日清晨，“江顺号”抵达南京下关码头。李济川按照杨永泰的吩咐，没有去高档旅馆，而是在国府路附近的湘大旅社开了个最便宜的单间。房间狭小逼仄，墙角还结着蛛网，但李济川想着“越普通越安全”，倒也安心。安顿下来后，他忽然想起南京有个旧相识——歌妓桂华，两人曾在一次应酬中相识，桂华的温柔体贴让他印象深刻。如今身处南京，又身负“绝密任务”，李济川竟生出几分“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”的念头，当下便叫了辆黄包车，直奔桂华所在的“群芳楼”。
桂华彼时在南京歌妓中也算小有名气，不仅容貌出众，还弹得一手好琵琶。见到李济川来访，她先是惊讶，随即热情地迎了上去，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。李济川被桂华的柔情包裹着，渐渐把杨永泰的叮嘱抛到了脑后，两人在湘大旅社鬼混了整整3天。10月16日，李济川觉得不能再拖延，决定当天赶赴天津。桂华情意绵绵，执意要亲自送他到下关码头，李济川拗不过她，只得答应。到了下关，桂华又说“天色尚早，不如再住一晚，明日再走”，李济川心一软，便在码头附近的“兴发旅社”又开了个房间。
当晚，李济川喝了不少酒，头晕脑胀，便让桂华上街买些水果醒酒。桂华虽是歌妓，却也有自己的“人脉”，其中一个便是长期在沪宁、津浦两条铁路线上行窃的惯偷王九亭——江湖上人称“独脚鼠”，此人偷窃手法高明，且专挑富商、官员下手，从未失手。这天，桂华买好水果往回走，刚拐进兴发旅社所在的小巷，就迎面撞上了王九亭。
“桂华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跟谁一起来的？”王九亭穿着一件半旧的蓝布短褂，眼神里带着惯偷特有的警惕和狡黠。桂华与他是老相识，也没隐瞒，笑着说：“是湖北来的李老板，要去天津做生意，我送他一程。”王九亭一听“湖北来的李老板”“去天津做生意”，心里立刻打起了算盘——他知道，湖北来的官员常借“做生意”的名义携带巨款，眼前这“李老板”既然能让桂华亲自送行，想必身家不菲。
“李老板住哪个房间？我正好有个朋友也住这儿，顺道去打个招呼。”王九亭假装随意地问道。桂华没多想，便指了指兴发旅社的二楼：“就在203房，不过他喝多了，怕是不方便见客。”王九亭点点头，目送桂华上楼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他悄悄绕到旅社后门，借着墙角的阴影，往203房的窗户里窥探——只见李济川正靠在床头打盹，手边放着一只黑色手提小皮箱。王九亭眯起眼睛，把皮箱的大小、式样、锁扣的样子都暗暗记准，然后转身快步离开，连夜敲开了下关老街“福记皮货店”的大门。
皮货店老板周福才正睡得迷糊，被敲门声吵醒，一开门见是王九亭，顿时皱起眉头——他知道王九亭是“道上的人”，不想招惹。可王九亭却掏出两块大洋，放在柜台上：“周老板，麻烦你照这个样子，给我做一只一模一样的皮箱，越快越好，价钱加倍。”说着，他把记下来的皮箱细节一一告知。周福才见钱眼开，又怕得罪王九亭，只好点头答应，连夜开工，直到天快亮时，才做出一只与李济川的皮箱几乎一模一样的仿制品。
10月17日清晨，李济川告别桂华，提着皮箱赶往浦口火车站。他以为自己这几天“闭门不出”，行踪隐秘，却没料到，王九亭早已乔装成旅客，跟在他身后。登上浦口开往天津的列车后，李济川在二等车厢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，把皮箱放在脚边，紧紧盯着。可连日与桂华厮混，他早已力倦神疲，加上列车启动后轻微的颠簸，没过多久，他就忍不住打了个哈欠，头靠在车窗上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
王九亭坐在李济川斜对面，一直假装看报纸，余光却始终盯着那只皮箱。见李济川睡得深沉，他又观察了一下车厢——乘客不多，大多在闭目养神，没有可疑之人。于是，王九亭趁着列车经过一个小站、短暂颠簸的瞬间，迅速起身，以“换座位”为由，路过李济川身边时，飞快地用自己的仿制品换走了那只装有机密文件的皮箱。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，李济川毫无察觉，王九亭则拿着真皮箱，在前方的明光站悄悄下了车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李济川一直到火车抵达蚌埠站时才醒来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他弯腰去拿皮箱，准备取里面的糕点充饥。可打开皮箱一看，他瞬间僵住了——里面哪里还有什么文件和信件，只有几刀粗糙的草纸，以及一块用来充数的砖头。“我的箱子！我的文件！”李济川歇斯底里地大喊起来，声音在车厢里回荡，惊醒了周围的乘客。列车长闻讯赶来，看着李济川惊慌失措的样子，连忙询问情况。此时的李济川已顾不上隐瞒身份，掏出副官长的证件，大声说：“我是湖北省政府副官长李济川，箱子里有绝密公文，必须立刻找回来！”
列车长一看证件，顿时慌了神，连忙带着李济川下车，直奔蚌埠车站站长室。站长华士良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，平日里见惯了各种旅客纠纷，可一听“绝密公文失窃”，顿时吓得脸色发白，连忙说：“李副官长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协助您找回箱子！”华士良一边安抚李济川，一边询问失窃细节。“里面有400元钞票、换洗衣服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份绝密公文，关系重大！”李济川急得满头大汗，双手不停地搓着。
华士良不敢怠慢，立刻带着李济川去蚌埠警察局报案。警察局长鲁宗敬听说“副官长失窃绝密公文”，也不敢掉以轻心，马上把侦缉队长于化鹏叫了过来。于化鹏是捕快出身，早年在蚌埠道台衙门当捕头，办案经验丰富，在安徽警界颇有声望。可听完案情后，于化鹏却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鲁局长，这案子不该我们管啊——火车上的失窃案，归铁路治安警察负责，我们地面警察管不着。”鲁宗敬一听，也觉得有理，只好抱歉地送华士良和李济川出门。
华士良陪着李济川回到旅社，两人愁眉不展。李济川知道，丢失绝密文件是杀头的大罪，他不敢立刻上报杨永泰，心存侥幸地想：“或许只是普通小偷，只要能尽快找回箱子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任务。”可眼看天色渐暗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李济川再也坐不住了，只好通过车站电讯室，给杨永泰发了一封加急电报，详细说明皮箱失窃、文件丢失的经过。
杨永泰在武昌收到电报时，正在与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商议税收事宜。他拿起电报，只看了几行，脸色就瞬间变得惨白，手里的茶杯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“完了，全完了！”杨永泰喃喃自语，他知道那份文件里的长江沿江军事防务地图，一旦落入日军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；更可怕的是，若此事被蒋介石知晓，他自己恐怕也难逃罪责。事不宜迟，杨永泰立刻给挚友、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发了一封急电，请求他“火速协助破案，查获文件后不准任何人拆阅，绝对保密”。
刘镇华与杨永泰是多年好友，两人在政学系内部互相扶持，接到电报后，立刻写了一份手令，派亲信副官星夜送往蚌埠，亲手交给警察局长鲁宗敬。鲁宗敬接过手令，只见上面写着“此案事关国家安危，限三日内破案，若有推诿延误，严惩不贷”，顿时不敢再怠慢，立刻把于化鹏叫到办公室，拍着桌子说：“于队长，这次不管是铁路还是地面，你都必须破案！刘主席的手令在此，办不好，咱们俩都得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于化鹏见刘镇华的手令，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当下便答应下来。鲁宗敬又召集侦缉队全体队员开紧急会议，当场宣布：“谁能破获此案，追回文件，局里奖励大洋500元；谁要是玩忽职守，耽误了大事，我定不轻饶！”会后，于化鹏立刻赶往李济川住的大公旅社，详细询问案情。李济川不敢再隐瞒，把从汉口出发、与桂华厮混、火车上失窃的全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于化鹏听完，眼睛一亮：“那个歌妓桂华，很可能是关键线索！”
尽管李济川再三担保“桂华只是普通歌妓，不会与此事有关”，于化鹏还是决定派人调查。他派侦缉队副队长聂桂亭，带领队员李新之、常海侠、陶仁林三人，携带侦查公文，连夜赶赴南京。10月19日清晨，聂桂亭等人抵达南京，通过南京警察局的协助，很快查到桂华的下落——她正在南京郊区秦淮河畔的一个富商别墅里陪客。聂桂亭等人立刻赶到别墅，出示公文后，将桂华带到别墅的客厅讯问。
一开始，桂华还想抵赖，说“不认识什么李济川”，可当聂桂亭拿出李济川的照片，又提到“王九亭”时，桂华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，哭着交代了遇到王九亭的经过。聂桂亭等人又在桂华的住所搜查，找到了一张王九亭3年前与桂华合拍的半身照片，照片背面还有王九亭亲笔写的“九亭与桂华贤妹共勉”。聂桂亭收起照片，叮嘱桂华“近日不得外出，随时等候传讯”，然后带着队员们赶回蚌埠。
于化鹏拿到线索后，立刻制定了缉拿方案：一方面，派人在沪宁线、津浦线的各个车站巡查，寻找王九亭的踪迹；另一方面，他亲自和聂桂亭带领人马，在蚌埠车站昼夜守候，每次列车到站，都仔细观察下车的乘客。可王九亭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一连几天都没有消息。杨永泰每天发两封急电询问进展，李济川更是坐立不安，每天早中晚都去警察局催问，把于化鹏气得私下里骂：“这个李济川，自己惹出来的麻烦，还敢来催我！”
直到10月28日夜间，一列从南京开往北平的快车在蚌埠车站停下。于化鹏和聂桂亭正带着队员在站台上巡查，忽然，于化鹏发现一个30多岁的中等个子男人，在列车上穿来穿去，一会儿到头等车厢，一会儿又到二、三等车厢，眼神闪烁，形迹可疑。于化鹏悄悄跟了上去，只见那人在列车上转了一圈后，跳下车，到月台上的小贩那里买香烟，同时还不停地东张西望。聂桂亭也注意到了这个人，他掏出王九亭的照片，远远比对了一下，然后对身边的队员使了个眼色，轻声说：“就是他，动手！”
几名队员立刻围了上去，王九亭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按在了地上。“你们干什么？我是良民！”王九亭挣扎着大喊，可当他看到于化鹏手里的照片时，顿时蔫了下去。被带回警察局后，鲁宗敬亲自参加审讯。王九亭一开始还想抵赖，可当聂桂亭等人把桂华从南京带来对质，鲁宗敬又拍着胸脯保证“只要你坦白，之前的盗窃案可以不追究”时，王九亭终于松了口，承认自己偷了李济川的皮箱。
“箱子里的东西呢？”鲁宗敬急忙问。王九亭低着头说：“400元钱已经花光了，衣服、眼镜和皮箱，我藏在天津三不管地区的一个朋友家里——他开了家理发店，东西就在理发店的阁楼里。”鲁宗敬和于化鹏一商量，决定派聂桂亭带领李新之、常海侠、陶仁林三人，押着王九亭立刻赶赴天津，取回皮箱和文件。临行前，鲁宗敬特意叮嘱：“取到文件后，任何人都不准拆阅，直接交给李济川，不许出任何差错！”
10月30日，聂桂亭等人押着王九亭抵达天津，按照王九亭的指引，在三不管地区的“老张理发店”阁楼里，顺利找到了那只黑色皮箱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的文件、衣服、眼镜都在，聂桂亭松了一口气，当下便带着皮箱，押着王九亭登上了返回蚌埠的火车。11月1日清晨，他们抵达蚌埠，先将王九亭关进看守所，然后带着皮箱去警察局向鲁宗敬交差。
可鲁宗敬恰好外出办事，聂桂亭等人想起鲁宗敬“取回后当面交给他”的叮嘱，便决定在局长办公室等候。此时，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军官制服的高个子男人——国民党第三军少将参谋长沙允海。沙允海是来向鲁宗敬了解近期治安情况的，见鲁宗敬不在，便由局长办公室的彭秘书陪着等候。
彭秘书见聂桂亭等人进来，笑着打招呼：“聂队长，你们回来啦？文件取到了吗？”聂桂亭没见过沙允海，也没多想，随口答道：“取到了，等着交给鲁局长呢。”沙允海本就好奇心强，又曾在情报部门任职，一听“文件”二字，顿时来了兴趣，起身走到桌前，指着那只皮箱问：“什么文件这么重要，还劳烦你们跑一趟天津？”不等聂桂亭阻拦，沙允海已经伸手掀开了皮箱——原来王九亭之前把锁弄坏了，箱子根本没锁。
一瞬间，杨永泰的天大秘密暴露在沙允海面前：几张标注着密密麻麻红点的长江沿江军事防务地图，一份详细的兵力配备说明，还有一封杨永泰写给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的亲笔信，信中竟提到“愿与日方合作，共同‘剿共’”。沙允海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，他强压着内心的震惊，将文件和地图小心翼翼地折好，放回皮箱，然后对彭秘书说：“这箱子我先带走，鲁局长回来后，让他立刻去军部找我。”说完，拎着皮箱，转身快步离开。
彭秘书和聂桂亭面面相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——他们都知道，这事恐怕要闹大了。大约五分钟后，鲁宗敬回来了，听彭秘书和聂桂亭说完情况，吓得额头直冒冷汗，立刻驱车赶往国民党第三军军部。此时，第三军中将军长王均正在办公室里翻看那些文件，见鲁宗敬进来，把文件往桌上一扔，沉声道：“鲁局长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杨永泰这是通敌叛国！”
鲁宗敬连忙解释：“王军长，这都是误会，可能是杨主席有什么苦衷……”“苦衷？”王均冷笑一声，“勾结日军，出卖军事机密，这还有苦衷？”说着，王均吩咐沙允海：“立刻把那个李济川‘请’到军部来，还有，让鲁局长把参与此案的探员都叫来。”20分钟后，李济川被带到军部，直接被软禁在一间空屋子里；聂桂亭、李新之、常海侠、陶仁林四人也奉命赶来。
王均看着四人，严肃地问：“你们谁看过这些文件？”聂桂亭连忙答道：“我们都没看，只有李新之略识几个字，扫了一眼，也没看懂是什么意思。”王均点点头，说：“你们破案有功，每人奖励100元。聂桂亭、常海侠、陶仁林先回去，李新之留下。”李新之就这样被留在了军部，每天好吃好喝招待，却不准外出，直到几天后才被释放，临走时还被反复叮嘱“不许外传此事”。
当天晚上，王均带着那些文件，乘坐专车赶赴南京，直接向蒋介石汇报。而远在武昌的杨永泰，自从得知文件失窃后，就一直坐立不安，日夜提心吊胆。他既怕文件落入日军手中，更怕此事被蒋介石知晓——他太了解蒋介石的性格了，一旦发现他通敌，绝对不会轻饶。半个月来，杨永泰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头发都白了不少。
1936年10月25日，也就是王均赶赴南京后的第三天，杨永泰接到通知，要去汉口参加一个省府紧急会议。他带着5名高大强壮的卫士，从武昌乘坐轮渡横渡长江——为了安全，轮渡特意暂停接纳其他乘客，专供杨永泰一行人使用。可即便如此，武昌、汉口两个码头还是挤满了候船的乘客，人群中夹杂着挑夫、小贩、学生，显得格外混乱。
下午4时许，轮渡抵达汉口码头。杨永泰裹紧了身上的黑色大衣，在卫士的簇拥下走下轮渡，朝停在码头边的黑色奥斯汀轿车走去——那是蒋介石特意赠送给他的专车。就在杨永泰即将上车，一名卫士躬身替他拉开车门的瞬间，人群中突然跃出一个头戴礼帽、身穿蓝色西服的中年汉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杨永泰连发三枪！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枪声在码头的嘈杂声中格外刺耳。第一颗子弹从杨永泰的右太阳穴射入，贯穿整个脑袋，从左耳上方穿出；另外两颗子弹击中他的胸脯，分别留在心脏和左肺。杨永泰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呻吟，就一头栽倒在地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大衣。两名曾在武当山学过技击功夫的卫士反应极快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人锁住刺客的喉咙，一人夺下他手中的枪，当场将其生擒。
国民党湖北省警察厅立刻将刺客带回审讯，可无论审讯人员用什么方法，刺客始终只字不提幕后指使人——他操着一口北方口音，说话条理清晰，甚至还跟审讯人员“探讨”起枪法，却对“谁派你来的”这个问题避而不答。就在警察厅准备加大审讯力度时，南京中央政府发来急电，命令“立刻将刺客押赴南京，由中央成立专门小组审理”。刺客被迅速押往南京，可此后便没了下文，没人知道他的结局，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
更离奇的是，没过多久，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突然得了“精神病”——先是胡言乱语，经常喊着“文件”“杨畅卿”，后来竟发展到动手打人，行为举止完全失控。蒋介石闻讯后，派张群和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赶赴芜湖弋矶山医院，将刘镇华接到南京，安置在中山陵园熊式辉的别墅里，由刘瑞恒负责治疗。刘瑞恒诊断后，对外宣称“刘主席是梅毒菌侵入脑子，需注射疟疾病菌，用高温杀死毒菌”。可奇怪的是，越治疗，刘镇华的病情越严重，最后竟完全疯癫，再也没能恢复正常。
1936年12月上旬，南京方面突然宣布“奖励杨永泰遇刺案及密件失窃案的破案人员”：聂桂亭、李新之、常海侠、陶仁林每人奖励800元现钞；蚌埠警察局长鲁宗敬被授予“三等警察奖章”，并调升为江淮水上警察局局长。至于那份引发轩然大波的“绝密文件”，则再也没人提起，仿佛从未存在过一样。
如今，八十多年过去了，杨永泰遇刺案依然是民国史上的一桩悬案。有人说，他的死是因为通敌叛国被蒋介石秘密处决；也有人说，是CC系或复兴社为争夺权力下的手；还有人说配资平台排行，是日军不满杨永泰“合作态度不够积极”而痛下杀手。但无论真相如何，从那只失窃的皮箱开始，到汉口码头的三声枪响结束，这场充满阴谋与血腥的悲剧，终究成了那个动荡时代的一个缩影，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测与唏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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